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都是叠加、融合而成。奉贤的文化，也同样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淀形成。追溯奉贤文化的历史源流，阐释奉贤文化的个性特征，发掘奉贤文化的当代价值，对于进一步加深“贤文化”的认识，夯实人文基础，增强区域认同与文化自信，并通过对“贤文化”的传承、发扬，砥砺奉贤人民继往开来实现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越文化的根基，与吴文化、鲁文化的层叠

奉贤地处“吴头越角”，文化的源头为“吴越文化”，但如果追根溯源，根基还是“越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杭州湾以南腹地生活着古越族人，而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间，因为先后三次遭受海侵，他们被迫迁徙，除向其后侧山地（会稽、四明山麓、河姆渡）乃至漂洋过海去往台湾、琉球、日本南部、印度支那转移流散外，也越过杭州湾向浙西丘陵、杭嘉湖平原一带转徙，此后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等，其实就是由这一支迁移的古越部落所创造，这一文化的发祥，便是逐渐成熟的“越文化”，并明显具有海洋文明的特征，民风彪悍，敢于闯荡。

与“越文化”不同，“吴文化”则形成于太湖流域，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距今已有万年的太湖“三山岛文化”。但吴文化的逐渐成熟，却是始于先秦商周时期的“太伯奔吴”。太伯及其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太王欲立季历，太伯和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其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奔吴这件事，无疑为南方“荆蛮之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太湖流域的土著文化由此得以与中原商周文化碰撞并逐渐融合，从而在江南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文化”。

随后，“寿梦兴吴”又将周礼周制进一步引入江南。作为太伯、仲雍的十九世孙，寿梦是一位有为的国君，他在对鲁地的访问中，感受并仰慕中原的礼乐政治文明，于是从他开始，几代君臣积极推广鲁文化，从而使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吴文化进一步融汇，并影响到了今天的上海地区。除了有记载称寿梦统治时期曾“筑华亭于其国之东、松江之南，以为停留宿会之处”外，相关的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种影响，松江佘山出土的饰有南方百越文化色彩图案的青铜尊，其形制属于春秋中原地区，而崧泽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与无锡出土的硬陶具有共同的特征。

从越人迁徙直到寿梦兴吴的过程，越文化、吴文化相继在奉贤这方水土交汇、融合，但“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并且开启奉贤崇文尚教之风的，还应首推言偃。作为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晚年遵从师命，返回故里传道讲学，《言氏家谱》上说，“故吴逸民，闻风向学，从之游者以千计”，从而使“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清同治《奉贤志》也记载，相传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冬，时年63岁的言偃不顾年迈，从琴川（今常熟）来到时为海盐县的青溪传学，以教化民风，于是，海隅处处可闻孔乐之声，青溪奉贤尚文之风大振，“凡有子弟者，无不令其读书”，青溪遂成“海滨文墨之区”。言偃把儒家文化带到江南，“一洗其陋而归于儒，其功不在太伯下”，从此确立了江南文化“尚文”的基本走向：一是开启了崇文兴教之风，形成了江南“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户礼乐”，读书之声千年不绝的良好风气；二是重视道德建设，注重个人品格与修养的提高，秉持贤与德是人的根本，只有品德高尚者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三是重视才艺的培养与个性的发展，使人能够凭借一技之长立足社会，形成了江南文人品学纯粹、灵巧机敏的鲜明特点。

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融合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在此之后，由于荆楚灭越，江南地区又开始接受楚文化的影响。尽管楚文化同样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也有其独特性，其所彰显的、并且在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伟大作品中所张扬的浪漫色彩、瑰丽想象和优美文辞，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陶冶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思想情操和生活态度，从而也为包括奉贤在内的江南文化注入了诗性贤美的气质。

但即便如此，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在秦汉时期还是中原眼中的蛮荒之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这样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直到后来，在经历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三次波澜，并引发了历史上中原人口三次大规模的南迁，随之也促进了南北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江南从此告别充满野性的、拙朴的童年，进入历史新的阶段，逐渐形成了江南文化。

有章乃羹者，在他的《两浙人英传》的“自序”中写到，“予推究两浙文化，由勾践之催强敌，会盟中国，中原文化，始传播两浙，至晋室都江左，赵宋都临安，中原人物，翩然莅止，由流寓而著籍。吾浙人物所以殷盛，要由寓贤始。”虽然说的是“两浙人英”的由来，但其实也回溯并概括了江南文化的源流。

近代以来海派文化的形成与红色文化的激荡

1843年，上海开埠并从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期间，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并与上海本土的江南文化融合。尽管这种交汇、融合，更多是在所谓的上海“十里洋场”，但也终究辐射、影响到它的周边，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建筑元素等，都在不经意间产生着嬗变。如果说，江南文化本是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话，那么，海派文化则是江南文化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

而进入现代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崛起和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红色文化也成为江南和上海文化的一抹亮色。在奉贤，由刘晓、李主一等在曙光中学建立的奉贤县委，不仅成为奉贤革命运动的发祥地，也成为了整个上海川南奉地区红色革命的中心。继之，由陈云领导的庄行农民暴动，更是将奉贤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从中也为奉贤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革命性、斗争性，自此在奉贤文化中一脉传承。

从越文化到吴文化，从鲁文化到楚文化，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再到红色文化，文化从来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简单覆盖或同化，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并最终形成既有共性也有区域个性的文化特色。

奉贤文化的本质特征：乡土性、海洋风、江南韵

“明其流变”，也不妨“述其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奉贤文化的若干特点：

一是“乡土性”。自然经济模式下的生活自足、悠然自适、知足常乐，是江南乡镇社会的普遍文化心态。在历史演变中，尽管同属乡镇社会的奉贤也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不断改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但由于受到自身经济模式的根本制约，“乡土性”仍然是奉贤文化不可挣脱的文化链，其表现出来的便是，性格的淳朴、秉性的憨厚以及容易满足。

二是“海洋风”。植根越文化，直面杭州湾，奉贤文化先天具有越文化的刚毅、果敢、坚韧、彪悍，诚如《越绝书·记地传》所言，“夫越性脆而愚……锐兵任死，越之长性也。” 而近现代以来的革命斗争实践，更进一步强化了奉贤人民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时，千百年来奉贤人民向海而生的生存环境，加之海派文化的日渐影响，又造就了奉贤人民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他们敢于冒险、勇于进取，并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融汇中西，创新求变。

三是“江南韵”。始于春秋战国时寿梦效仿鲁地以及言偃青溪讲学时的“闻风向学”，奉贤自古对贤人、贤能、贤明敬重有加。荆楚灭越，春申封邑，又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从而也为奉贤文化赋予了浪漫诗性，云间文脉生生不息。尽管近代以来由于海派文化所包含的世俗性、商业性，多少也抹杀了一点诗性，但这种诗性美学从未衰竭，他们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始终追求并创造美好。（陈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