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奉贤区最东边的一个小镇——四团镇，闻名遐迩的“神仙酒”便是产自那里。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城镇居民的住房还需等待单位分配。我家在等待住房分配前的那段时间，居住在奶奶家农村自建的多层民宅里。虽然，我还未记事就随父母迁往了他们的工作地——奉城，但童年的每个寒暑假，我依然会在奶奶家度过。那时候的夏天还没有空调，每到盛夏的傍晚，大家都会自觉地搬起家中的小板凳到附近的小桥上纳凉，摇着扇子，张家长李家短的唠着嗑，望银河迢迢，看月明星稀，瞧萤火明灭，听夏虫唧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搬进了父母单位分配的居民楼里。该楼建有直通全楼的垃圾管道井，每层都留有一个投放口，居民们足不出楼，直接将生活垃圾倒入这个管道井中即可。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冽寒冬，人们无需再跑到室外扔垃圾，只要在楼道中就可完成这项每天的规定动作。但在生活便利的背后，人们也要承担着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每到夏日，管道井底层的垃圾房周围不断滋生蚊蝇，这条看似畅通无阻的垃圾管道井也常常会因为各种垃圾混杂遭遇堵塞。那时候厨房间做饭基本依靠蜂窝煤炉或者煤油炉。点燃蜂窝煤是一件技术活，也是一件考验人耐力的活儿。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母亲弯腰生蜂窝煤的情景。她先把废纸等易燃物品放在小炉口里点着，用它们引燃蜂窝煤，缕缕青烟冒出来，熏得母亲泪眼朦胧，不停地咳嗽……母亲做的饭菜里揉进了这份辛苦，也揉进了这份耐心，辛苦烧制的饭菜是如此美味，久久不能忘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因父母工作调动至二十公里开外的“县城”——南桥镇，我们便举家前往了那里。因为住房问题还未解决，我们便暂时住在父亲学校的家属宿舍楼中。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初的三层闲置教室楼，顶层是家属宿舍，陆陆续续住进来五户人家。每户的住房便是由一间旧教室一分为二改造而成，中间由厚木板隔开，分给两户人家。屋子中间拉一道窗帘便分隔成了客厅和卧室。每家在桌上放置好液化灶台，搬至屋外一条长长的走廊里，便成了临时厨房，一到傍晚时分，各家炸炒烹调，香味四溢。

那时候居住区还没有通自来水，每次父亲从楼下提上来的一大桶水便成了我们的生活用水。房内搭建的一个大盆，一个简易帘子便成了浴室。虽然，生活条件较为简陋，但学校里浓郁的学习氛围仍深深地感染了我，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梦见屋前教学楼中哥哥姐姐们奋笔疾书的身影、合唱队悠扬的歌声、晚自修后叮铃铃的自行车声以及愉快的交谈……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住房已经实现了商品化，父母省吃俭用终于在南桥镇购买了一套三室户的商品房，我们搬离了狭窄局促的宿舍楼，而我也终于实现了拥有属于自己房间的梦想。

时光飞逝，如今我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住在奉贤新城的地标“上海之鱼”旁，从窗口放眼望去是满眼绿植覆盖的中央森林公园，陶醉在“森林氧吧”中；家门口的年丰公园、泡泡乐园便成了孩子们的后花园；闲暇之余我们还可前往新建成的“九棵树”艺术中心观看文化演出，住房“五部曲”见证了我们家走上小康生活的每一步。（张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