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持续不断延续至今，保留了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保持了历史长周期的奇迹，这显然与中国历史中的实践力量与理性精神攸息相关。

史前文明迈向古文明：历史逻辑与信史时代

史学界常以新石器和旧石器工具的进步来划分智人与现代人生存世界的演进。从生物学来看，灵长类及其它很多动物都有制作、使用甚至用自身进化成工具来支持生存的现象，但动物利用工具来支持生存是一种个体行为，在进化中没有形成持续创新升级的社会互动性。人类则利用工具在经验沉淀中创新升级成为互动的社会群体，并借此与其它动物拉开距离。

人类作为一种依赖群体互动而演化的社会性“生物”，在漫长的自身衍变中，学会了“合作”式生存，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合作看作是人类演化的关键变量，那么创新就是人类生存优化的效率依赖；而谦让就应是人类持续合作的基础。由此人类实现了从合作互动中获得“利”，整体上的结果是让文明得以持续向前。

在地球进入新生代第四纪后，因间冰期原因在数千万年内让生物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蔓延。考古显示非洲有数百万年前的智人，而170万年前中国有云南智人。在地球末冰期（7—1.2万年前），非洲智人从尼罗河边崛起并向东沿暖温带演化出了两河、印度河及中国等四大古文明，也演化出了不同民族生存观和荣枯消长的文明。1800年前三国时期吴国的徐整作《三五历记》，记载盘古开天是在1.8万年前。初看这像是个虚数？但DNA研究显示，长江以南仙人洞智人出现的时间刚好与之对应。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演化是对应着财富积累的，工业革命前如涓涓细流，而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暴涨。在战后全球工业化条件下，人类各民族的合作已成为趋势，这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词：全球化。

史学界按照传统贯例以“信史”为鉴也确实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就是从随机的考古碎片化归集的偶然性中无法完整地看清人类文明长周期的关系，尤其是无法看清人类唯一的中国文明历史长周期现象中独特的内在逻辑。于是留下了很多误解或扭曲。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尔伯特-克雷格著《哈佛极简中国史》一书认为：人类几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其他古文明都被后来迥然不同的文化取代了。让人奇怪的是人类四大古文明居然会有三个被淹没了？而美国著名学者基辛格在他的名作《论中国》中指出：中国的文明史让人一直望不到起点，却持续地坚韧地扩张。这些西方学者都给出了现象，却没有解释成因。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兴趣及价值点在于，如果解开人类唯一不断的中国文明的可持续密码，那就能够为全人类文明延续提供经验与解决冲突之道。

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有一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他认为：历史是统一于逻辑的。逻辑是多元关联的。那中国的文明史是统一于什么样的逻辑呢？回归历史与考古，从末冰期智人最早崛起的埃及看，南方法老在4600年前统一了北方，尽管做出了后来的霍特普法老改革，也还是让古埃及文明走向了衰亡。随后第一波迎来了雅利安人，第二波来了希腊人，最后是伊斯兰教文明。一轮一轮武力和文化涤荡，让原住民文化荡然无存。再看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建立法律制度的地区，为什么两部最早法律都只保存了一代王朝？印度河哈巴斯文明也曾极其繁荣，为什么也会突然间消失了？三大古文明被灭，信史归于北方游牧民族太强大。但同时代中国商朝没有被灭，反而是“妇好”带兵一路向西攻城略地。

研究显示，三大古文明被灭的原因确实来自内因，主要在于文明发展的内动力不足，让生产力失效引发了社会进步迟滞，从而让文明走向末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扭曲现象的发生呢？这还需要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去寻找逻辑的答案，也就需要我们对冯友兰先生提出的“逻辑”，进行深入研判和分析。

中华文明是如何不断走向融合的

非洲智人崛起后由西向东一轮一轮的迁徙形成了智人全球化，人类由此在追踪食物中分化了手脚分工，也演化出了可贵的合作生存观。人类学研究发现，非洲至今仍存在一种以和平生存为特征的倭黑猩猩。由此也可看到灵长类族群生存观的源头。由于智人迁徙让暖温带上人口巨增，“和平智人”开始寻求深入利用本土地缘条件来摆脱“候鸟式”的大迁徙。农耕时代开始了，由此人类开始走上了一条超越一切生物关系的、由生存优化效率为引导的、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为目标的社会持续循环升级的演化之路。

其中也产生了两种分化：一种是传统的依靠博弈能力来争夺生存权，遵循“丛林法则”。另一种是在和平合作中寻求增量，遵循“包容和创新”。于是，人类在这两种生存价值观之间长期挣扎，由此也演绎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形态乃至文明形态。

人类在弱肉强食与和平共处的两大生存观中，选择“丛林法则”走帝国博弈之路的，都将文明带入死胡同；选择“包容和创新”走实事求是合作共生之路的，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保存，人类历史实践表明，中国选择了后者。

当然，用“生存与发展”来解释，有时会无法精准的对应人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不同需求层面的关系。人类个体的基本问题从马斯洛的五个需求理论来看，大量的是集中在生理的、安全的范围内，从自我实现等需求来看，似乎用生存“优化”来解释更符合历史实践进程。优化，意味着生存与发展逻辑的深化与具体化，即人类总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匹中寻求最优效的，从而实现合作共存和谐发展的社会整体价值目标。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种“优化”是如何通过文明演进，不断积淀文化血脉之中，进行推动历史前行的。从中国历史长周期来看，在不同时期、不同生存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国北方自古羌人后，分别留下了连山、洛书、河图、归藏、文王等五部《易经》，并由这五部《易经》的理性形成了中国产业及社会演绎的“易道”。五部《易经》引导了中国社会一路演化，自先而后在百家争鸣时，尤其是得到了孔子的传播及汉武帝的应用，让易道理性有了明确的规定性。

末冰期非洲智人先后分三支进入中国。最早一支A人类，在2.3万年前进入较暖的云南后就地散开，之后形成的26个少数民族占了中国56个民族将近一半。但A人类没有形成融合中国各民族的理性。之后是2万年前的B人类，沿长江以南中下游暖温带一路演化出了仙人洞、高庙、义乌、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及百越文化。尧舜禹后期，由大禹统一九州并在上海奉贤大量采集海贝为币，形成了以南北民族融合为特征的沙冈文明。B人类是中国最早农耕人类，但也没有形成广泛融合中国百族的理性。

1.4万年前C人类最后进入中国，发现当地有了云南人，向东有了江南人，但向北依然是天寒地冻（注：离末冰期退去还差2000年）。C人类明白，如果挤进已有人群，很快就会有冲突。于是决定向北成了古羌人。正是这路古羌人中出现了融合中国百族的理性和一位九州统一时期的领导者——大禹。

沿C人类“谦让”价值观牵引，依靠各民族持续融合，中国走出了一条高效发展之路，由母系→父系（1.2万年前）；部落→融合（6800年前）；百族→国家（4100年前）；小国→集权（前221年）；封建→共和（1949年后）的五次社会大升级完成了中国文明独特的历史长周期。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时期社会生存互动依赖的民族特征:：

第一次母系到父系的转型，是C人类进入成都平原后，形成了中国北方的古羌人族群。并在之后2000年末冰期退尽时，由后人称之为盘古的采用团队合作的办法让狩猎效率大增，从而形成了由男性当家的部落族群，开始了中国北方母系向父系，智人向现代人的转型。后人将这一事迹口耳相传了数千年，称之为盘古开天。天在中国是指社会的最高层，如天子、开天、补天都是一个意思。后人又将其合作高效狩猎组织行为的约束性总结为《连山·易》。中国文明由源头理性引导的历史长周期由此开始。

第二次是自盘古转型后出现了跨血缘的部落融合，开启了中国民族走向融合之路。盘古后的伏羲部落在甘肃天水洛河边从畜牧业创新崛起，并向东与农耕部落女娲实现融合。伏羲由此创制了一个黑白双鱼图来代表和平，后人称之为太极图并供奉为人文始祖，后人还将此理性总结为《洛书·易》，并将女娲从巫文化中形成的农耕理性总结为《河图·易》。伏羲太极图与女娲巫字两个刻划符号成了北方象形文字的源头。中国自盘古开天到形成伏羲女娲部落融合的第二次转型用时约五六千年。

第三次是伏羲女娲融合后，大禹将九州百族引向一个更大统一体——夏王朝。帝尧时期，人类在放弃智人传统迁徙求生存方式后，第一次面对地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配。政治家帝尧敏锐地从曾经蚩尤兴兵和九夷对峙中看到了这一矛盾并及时发起了改革。《史记·尧典》显示，他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对内招贤纳士寻找生产力崛起方向，政治上放弃氏族制禅让王权，由此让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大禹主政后，在传统融合思想引导下，以豫州农耕发达区为中心，将九州各部落用贸易关联引向大融合。这为贞人女匽在炎黄融合时仓颉造28个象形字的基础上，用“象形+会意”的方法，依据大禹海贝为币的规模化机会，一连造了20个贝系字和26个关联字。由此引发各地造字兴起。单一个甲骨文的“福”就有127种写法。福字是代表各族地缘生存条件特征的，可见部落融合数量之大。而女匽典龙合作金融易《归藏》让大禹税法《禹贡》得以落地。从伏羲女娲初次融合到九州大融合用时约2500年。

第四次是前221年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将九州小国体系引向中央集权制。大禹体系到了周王朝后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再次失配迎来了再创新。秦汉王朝放弃了大禹“贸易立国”的政策，采用“重农抑商”政策来巩固中央集权。让社会转向了更大更高效的全民族共同体。大禹体系经夏商周用时2000年对中国南北原始酋长部落社会体系实现了充分的瓦解。民族大融合让秦汉导入到一个更大社会共同体。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和各国改革图强让秦汉在理论和物质条件上得到了的双重准备。汉武帝独尊儒术让孔子的儒家理性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中华文明2000年，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民族共兴的王道国家。

第五次是1949年后中国实现了由封建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这是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大转型。这让中国传统中的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和唯物信仰三要素为核心形成的文明坚韧性得以发扬广大，今天的汉字已近10万个。中国封建旧体制曾因日趋保守至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崛起后变得日益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快速实现了现代化，并以人类前所未有的效率模式将14亿人带进了全球化的轨道实现了小康。

让人称奇的是中国社会五次大转型，每次跨度都在2000年以上，这样形成的历史长周期显然是人类文明史上独有的。如果把五次转型看作是五次渡河。那么，先是盘古用一根类似竹子的漂浮物过了汉水又过了渭河，之后伏羲沿渭河东进与女娲融合是用了皮筏子，而大禹的九州贸易是用了内河船只，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出海显然是用了海船。今天中国一带一路要造大船，则老祖宗已备下了造船用具。龙骨——易道理性、焊物——唯物信仰、铆钉——象形文字，并将由这三要素铸就了民族好钢、好部件打成一体送往未来。

文明绵延至今，中华文明做对了什么？

反观人类三大古文明被中断后的再续思考，陷入了另一种战胜自我的“哲学艰难”。其中，尤以西方历史中出现的两路强人现象最为引人关注：一路是以摩西为代表的在埃及宗教思想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再造。之后出现的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是一造再造。而结果显示的却是人类群体的一分再分。而另一路则是以传统“丛林法则”为引导的，让民族走向帝国奴役之路的政治选择。出现了以希腊苏格拉底为源头的强人哲学思想的引导。当“宗教和哲学”曲折前行，在欧洲大陆上汇集时碰撞出了巨大的力量。先是中世纪由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是欧洲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德国哲学、最终出现了近代英国工业制度。

而马克思却从黑格尔、费尔巴啥等人的思想中发现了唯物史观，并进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剩余价值，从而揭示了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的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形成了金融帝国体系，输出了其内部矛盾并用金融手段奴役全世界，目的是使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得到缓解和释放。

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唯物理性主导了民族的演化，从原始部落升级到部落之间的融合，又从诸侯小国到民族共同体一路走来。其生存观从羌人的谦让到盘古的合作，再到伏羲女娲的融合、炎黄融合、九夷融合、九州百族统一，从4100年前帝尧推行的“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到与今天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研究显示，对帝尧改革的勇气和成功，被孔子在《礼记·礼运》中盛赞为天下为公。并由此鼓励鞭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帝尧改革引发尧舜禹三代政治家共同推动百族融合、九州统一，为贸易立国体制建立打下基础。大禹融合“百族”时，经数次社会转型融合，百族百姓的汉姓今天已达400多个。而典龙用贝为币，女匽造字以及大禹税法《禹贡》推广中由女匽典龙对当时社会治理体系升级归结的金融易《归藏》，为中国唯物理性贯通南北及民族大融合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中国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唯物信仰三要素在上万年前历史源头上生发并一以贯之支撑了中国历史的长周期。而与之对应的可在英国学者沃森著《人类思想史》一书中看到，失去古文明源头理性引导下的思想家、哲学家，曾经苦苦追溯人类如何才能让文明延续的内在理性和逻辑，却一无所获，最后只能将众多的“浪漫灵魂和平行真理”堆积到一起，草草了事。

颇有深意的是，195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榜中，并没有把西方哲学的源头宗师苏格拉底列入其中，这是为什么呢？更为奇怪的是作为具有巨大文化引导力的宗教发起人也没有被列入其中。匪夷所思的是国际社会偏偏把作为有宗教倾向的中国儒教掌门人孔子列入其中，并把他作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这又是为什么呢？

国际社会显然是看到了孔子思想的人类共性。其中有古羌人谦让、盘古的合作创新、伏羲的和平理念、帝尧的协和万邦以及大禹道心惟微的政治理性一脉。而孔子政治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当他在给大弟子子游讲《礼记·礼运》奉帝尧为“天下为公”时，显然这是来自孔子内心深处的呼唤。

尽管国际社会究竟是从什么角度来认定孔子为世界第一文化名人还不得而知。但儒学被汉武帝奉为国教后，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但让人奇怪的是孔子一生并没有写过一本书甚至没有写过自传。他只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承上启下者 ，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承者，也是中国文明历史长周期的渡河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推崇孔子，显然是对中国理性精神的一种高度认可。

而孔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孔子之前，中国的实践理性精神就蕴育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实践与文化血脉之中，从生存到合作到效率优先，中国人以一种平和的理性之光和实事求是的实践态度，引导整个中华文明持续向前，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于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我们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上海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施云江   本文2020年3月作于大船酒店)